冯维江：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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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秘书长冯维江表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身新发展来为世界提供应对共同挑战的新机遇。第一，以创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二，以协调发展为世界提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以绿色发展为世界提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第四，以开放发展为世界提供利用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五，以共享发展为世界提供促进公平正义、缩小南北差距的新机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微、王念：有效扩大消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念指出，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消费，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系统、全面、前瞻地谋划消费促进政策体系，对持续扩大和满足内需，释放新型消费巨大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紧密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一方面，积极鼓励消费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激励创新，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完善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壮大消费市场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活力和韧性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缓释风险和对冲外部压力，消除企业避险情绪，提振发展信心，还有利于增强发展韧性和扩大回旋余地，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同时，有效畅通消费循环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形成市场导向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壮大，抢占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加快培育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另外，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通过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给和提高教育、住房、医疗等服务质量和公平可及性，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着力提升消费能级是让世界分享我国发展成果、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有利于增强中国消费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为世界各国企业进入全球成长性最强和潜力最大的市场提供更多机会，使各国企业分享我国发展的成果。
摘编自《经济日报》
【梁家峰、孙佳哲：打造群众需要的理论传播】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梁家峰、中国林科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所长孙佳哲指出，党的理论传播要与群众需要更好结合，让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面，提升引导力。适应当前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现实，创新方式方法，增强服务意识，立足差异化特点，因地、因人、因事制宜，为基层提供“菜单式”专题性、定制化、高端化服务；强化问题导向，对于基层关注的理论热点和民生问题，及时组织专家学者、职能部门领导面对群众开展深度解读，既要讲清楚“为什么”，又要讲清楚“怎么办”。另一方面，增加感染力。必须转变观念，把艰涩的理论进行故事化再塑造，认真遴选素材、精心打造故事，讲坛上围绕主题推出典型案例故事，各种理论刊物要多摆事实、讲故事，广场上的百姓宣讲从家长里短讲起，把百姓故事和中国故事结合起来，网络新媒体上更要善于把理论变成动漫故事、微视频故事。同时，加强吸引力。精心策划，积极开设理论传播公众号，通过精准策划，区分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推出精品理论栏目，积极抢占新媒体理论宣传阵地；拓展渠道，推出系列多样化衍生产品，将权威辅导报告编辑制作成PPT、图解、H5、微讲堂、理论漫话等节目形式，实现多形式立体化传播。
摘编自《学习时报》
【王义桅：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四个自信”，彰显中国自觉】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彰显现代化的中国自信与自觉。一方面，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体现了我们的“四个自信”。一是道路自信，中国始终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推动发展，在推动发展中促进世界和平；二是制度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三是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深刻回答了“谁的现代化”“现代化为了谁”“实现现代化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四是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的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中国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自觉进行伟大斗争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人类现代化相对应的更具包容性叙事，避免了西式现代化的思维依赖、路径依赖、体系依赖，走自主现代化道路，构建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重塑全球政治生态体系，自信自觉地开展现代化叙事。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